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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微信公眾號文物、藝術品鑒評的本質是解讀，論理，爭議貫串其中。對“權威”的盲從，不是科學的認知觀，也不符合實際。人們對南謝(稚柳)北徐(邦達)就市場上一幅張大千的畫之真假之爭記憶猶新，更記得曾被老一輩鑒定家定為“真跡，精” 的馬遠《踏歌圖》，去年12月被陳佩秋先生在上海圖書館述評為“不可能是真跡”。藝術品評估對專業知識、技能的要求并不以個人、機構而異，但就職業屬性論， 為拍賣經營“掌眼”的專業人士所具有的功利性是由其商業運作所決定，與為保護文化遺產，公共文化宣教的博物館人員職責、業務不能混為一談。對社會及公眾而言，對藝術品的鑒評具有權威性的“機構”，往往就是專業的博物館。這些機構服務于社會和大眾，執行政府的文化發展政策，對公眾就其活動，包括收藏，保管，解讀，展出的藝術品的真、偽、優、劣的質疑，作出相應解答，既是其職責，也是服務社會積極有效的方式之一。2006年，澳大利亞維省藝術館的一幅收藏有60多年的被稱作“凡?高”畫作在愛登堡展出時，被文化監察組織指為贗品，政壇、公眾質疑，本地專家、學人的爭議缺乏說服力。2007年該館請荷蘭的凡?高博物館對此畫鑒評。2008年，凡?高博物館的鑒評理由見報，認為無理由把該畫定為凡?高之作。顯然，提高人們對凡?高作品鑒賞能力的是爭議和具體理由，而不是“權威”或機構的一句話。
不可否認，在商品社會里，博物館的收藏，陳列，推展對流通于市場的藝術品的品質，價格等都會形成明顯的影響和主導作用，但這并不是作為文化機構的博物館的功能和運作的本意， 因為對于文物、藝術品的機構性識讀、研究和管理，推介具有嚴謹的學術性、公益性，它與市場的商業行為所具有的隨機性和盈利趨向不屬同一范疇。簡言之，文化機構的社會職能和導向不應是商業功利性的，也與“市價”無關。把機構在職人員對藝術品的研究、鑒評混同于市場的評估，是對機構及專業人員職稱所具含義的曲解和誤導。
我國的文物藝術品經營和管理在“文革”中嚴重扭曲，文物市場的開放也只是近二十年來的事，藝術品拍賣隨開放而興盛，經營者日眾，炒作嚴重。拍賣的經營理念，操作及規范的問題顯而易見。開放的文物市場應使廣大文物和藝術品愛好者享受到交易的公平，本是改革本旨。現實是，一方面，對于各類偽、劣日用商品，公眾的維權意識強烈，監管上也對不成文的 “假一罰十” 這一顯屬過度懲戒的俗規認可，另一方面，卻對拍賣經營的含混的“瑕疵自負” 的條款熟視無睹，令人費解。也許國人對拍賣還較陌生，在對財富追逐的躁動中，缺乏對此行的屬性、自身權益和商業規范的理性認識，而監管部門就亟應從經營的誠信和保護消費者權益的角度檢討，正視這一重要的“盲點”。
應該強調的是，藝術品拍賣行非“跳蚤”市場，對拍品的真偽不負責的經營方式，違反公平交易的行商原則，突顯經營者的無自信，急功近利的投機性。對偽品的市場鑒察失衡，不僅使投資者的風險遠甚于股市、房市，更嚴重侵蝕社會文化底蘊。應該看到，國際老牌拍賣行的誠信聲譽基于符合整個社會文化，包括商業信條和法規的嚴謹行規，他們對拍品的真實性負責，有效法律追溯期為六年。這一經營模式和規范亟應成為我國同一行業的信條和準入條規。有關部門應毫不猶豫，把對拍品的真偽負責作為我國的拍賣經營規范，這不僅是保護投資者的權益，也是維護拍賣行業及其客戶的尊嚴，提高該行業經營及藝術品評估水準，乃至社會藝術觀賞能力的健康發展之必要改革或“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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