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熱線： 0516-83705968
關注微信公眾號然而，10天之后，北京保利還來不及為自己的成績進行慶賀，圍繞在保利周邊的掌聲也還依然此起彼伏，一個刺耳的聲音就突然從《紐約時報》傳來，打破了正準備收官過年的整個藝術圈的寧靜。
12月16日，《紐約時報》官網赫然刊登《保利拍賣公司考驗中國藝術品市場改革》，文中以西方一貫對中國的質疑、調侃的寫作手法，在承認中國是繼美國之后全球藝術品第二大市場的同時，認為內地還是個充斥著詐騙、贗品和拖欠拍賣款的市場，這些因素正在削弱消費者的信心。《紐約時報》稱，中國政府正在通過各項措施整頓拍賣行業，之后便話鋒一轉，矛頭直指北京保利，“有國企性質且收入占全國拍賣11%的保利拍賣非但不助改革一臂之力，反而可能成為改革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從一項行業研究發現，去年，北京保利是買家不付款問題最嚴重的拍賣行之一。”
這個在中國藝術品拍賣行業位居龍頭的企業，在《紐約時報》筆下，瞬間成為一個依仗軍方背景，無視政府行業制約，我行我素，攪亂市場的一塊難以清除的巨石，牢牢地擋在了政府推進藝術品改革的道路上。而它的執行董事趙旭，這個本來就因做事風格獨特，不按常理出牌卻在接任的短短幾年時間中，將名不見經傳的北京保利一舉推到中國拍賣市場最前沿的風云人物，也因頗具話題性，被《紐約時報》演繹為一位專權式的人物，“趙旭像國王一樣管理著一切，不停查看自己的智能手機，助手們則是來來去去。……一次工作人員在他的辦公桌前打開了一幅卷軸，‘我們拍不了這個，’趙旭說，揮了揮手讓人把卷軸拿走。”甚至調侃“他在保利總部旁邊開了一家********，在這里邀請重要收藏者喝酒吃飯，雖然趙旭說這種會面完全屬于社交活動。有一次，他還裹著浴巾，追著一名沒有付款的客戶來到了桑拿房。”
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的第二天，北京保利迅速對其報道在官網中發出了公開回應，對文章中關于拖欠拍賣款、不按照政府規定提交拍賣數據等“罪狀”做出了回應和解釋。
“受經濟低迷、市場流動性趨緊等因素影響，保利拍賣高價拍品延遲結算問題在2011年底和2012年春較為突出。依據國際慣例，保利拍賣在征求部分委托人同意的基礎上，同意部分拍品延遲付款，并針對每一拍品制定了具體的付款計劃。經積極努力，截至目前，保利拍賣所有成交額8000萬元以上的拍品均已實現全部付款交割完畢，僅有個別拍品有少量尾款尚未支付。”
“報道中稱保利拍賣2012年5月底前僅完成34%的成交額過千萬的藝術品的交割。作為一家負責任的拍賣公司，保利拍賣基于中國法律規定及國際慣例，依客戶要求對重要拍品的結算信息予以保密，加之同意一些客戶分期付款，報道所稱數字與實際情況嚴重不符。”
“作為中國拍賣行業協會的普通會員，保利拍賣自加入協會以來，一直以會員身份積極參與、支持和配合協會的工作，并愿在協會的領導下，繼續為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的繁榮和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
在保利的積極回應下，《紐約時報》中看似真實到每一個細節甚至當事人表情的文章，瞬間顯得站不住腳。然而，一向宣稱以報道事實為主旨的《紐約時報》為何不顧事實，抹黑北京保利，其中有著怎樣的玄機呢?
玄機一：《紐約時報》構建自己的影響力和在中國的話語權
其實，《紐約時報》負面報道中國藝術品現狀的文章并不少見，距離此次點名保利最近的一篇，是發表于10月28日的《真假難辨的中國藝術品市場，誰在忽悠誰?》，這篇文章以中國嘉德2011年春拍時，一幅以4.255億人民幣高價成交的齊白石《松柏高立圖篆書四言聯》為例，稱該幅作品至今因為沒有付款而依舊留在中國嘉德的倉庫中。并稱該場拍賣的第三、四、六及第九位拍品都沒有付款，而就此推斷中國藝術品市場成交不付款是普遍現象。
不過，通讀整篇文章，了解藝術品市場的人就會發現，這篇文章中所描述的現象，都是幾年前被中國本土媒體挖掘了多次，早已沒有新穎點的舊聞拼湊。本來這樣的“拼盤”如果出自中國媒體，可能沒有絲毫的“噱頭”優勢，然而，因為制作方是外媒，又是鼎鼎有名的《紐約時報》，中國人特有的“看熱鬧”情愫就將新聞價值無意識地放大。好像一盤西紅柿炒雞蛋，由中國廚師來做，就是最普通的家常菜，但由一家世界知名餐廳中的外國廚師來做，不僅價格翻倍，就連味道也似乎不太一樣。
不過，這個“拼盤”雖然讓中國讀者有了一定的新鮮感，但并沒有引起很大的反響。2012年就試圖在中國推出“中文版”的《紐約時報》官網，為了吸引更多的讀者，構建自己的影響力和在中國的話語權，很快就學會了中國人的處世哲學――“槍打出頭鳥”，他們明白，與其攻擊整個龐大的中國藝術品市場，不如集中所有子彈朝一家最具代表性的公司開火，因為前者即便火力再猛，分散到每家拍賣行身上的子彈也只能讓他們無關痛癢，而后者可能一擊致命。此外，后者一旦反擊，憑其在中國的影響力，來自各方的關注度一定會因這個事件而將所有的目光同時延伸到《紐約時報》的身上，那么，它在中國的影響力構建計劃便更為深入一步，因為，之前對于中國公眾來說，《紐約時報》僅是電視新聞的國際報道中頻頻出現的單詞，而事件之后，它便跨洋落地，真實地來到中國公眾面前。
中國拍賣協會藝委會顧問趙榆目睹和親歷了中國藝術品市場20年發展的不易之路，在和記者談到《紐約時報》相繼刊發的負面報道后首先認為該文很無聊。“對待這樣的八卦文章最好是置之不理，文章的作者完全不了解中國藝術品市場的真實情況，憑借一些小道消息來賺取眼球。”趙榆說“文中說趙旭披著浴巾追買家付款，先不論作者這樣寫是否很低級無聊，即便他說的這件事情是真的，首先趙旭這種對不付款買家追討貨款的態度是值得肯定的。”趙榆戲稱，如果那件4.255億元人民幣成交的齊白石作品，中國嘉德也能用這種方法在浴室追討豈不大快人心?
玄機二：西方對待中國慣有的酸葡萄心態延伸到藝術品行業
北京榮寶拍賣總經理劉尚勇認為，《紐約時報》關于中國藝術品市場的系列文章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西方對于中國的迅速崛起一直有著酸葡萄心態，他們的媒體也喜歡和擅長用批判的視角解讀問題，針對中國的態度，更是以負面居多”。
劉尚勇也坦承，“文章中提到的問題的確是我們整個行業需要警醒的，我們也在積極努力改善，而且這些不是今天就突然出現的，改進也需要過程，但《紐約時報》只看到了多年的問題，卻沒有看到我們不斷改進的積極面。”在劉尚勇看來，公眾對于《紐約時報》的報道，大可不必在意，“國人要學會不在意外國人對我們自己的看法，同時，我們也沒有必要在他們面前孔雀開屏。”
中央財經大學拍賣研究中心研究員季濤認為，《紐約時報》針對中國藝術市場的報道，特別是抹黑保利的那一篇，其實都是業內公開的信息，沒有什么新聞性，至于所謂的細節，可能是撰寫記者從一些旁枝末節的人口中聽說的，“他們習慣寫負面文章，即便采訪當事人時談的完全是積極的一面，等文章出來后，就會是另外一個樣子。”
一位同樣接受過《紐約時報》采訪的知名拍賣公司負責人也向記者抱怨，“談的和寫的完全是兩回事”。
玄機三：挑起拍賣業界爭端，引發行業內部矛盾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真假難辨的中國藝術品市場，誰在忽悠誰?》一文中，雖然在拍賣不付款的問題中點了中國嘉德的名，但整篇文章對于中國嘉德還算手下留情。而一個多月后，北京保利就沒有那么幸運，《保利拍賣公司考驗中國藝術品市場改革》一文，每一個字句都犀利地直貶保利，似乎中國藝術品的混亂之局，保利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對于中國嘉德，不僅只有只言片語，而且表達了通篇中少見的褒揚。“雖然去年的收益報告顯示，保利已經超過了中國大陸第一家大型藝術品拍賣公司嘉德，但后者并沒有詬病保利與政府的關系，因為他自己也有這種聯系。此外，國有企業持有10%左右的嘉德股份，在外界眼中，嘉德在業務方面一直更加小心謹慎。”“我們的風格有所不同”嘉德拍賣行董事副總裁寇勤在提到這兩家拍賣行時說。
“同樣是兩家一線拍賣公司，也都有著同樣的國企背景，卻厚此薄彼，很難讓人不揣測報道背后的成因”，一位業內人士頗有深意的說。
其實，中國嘉德和北京保利的競爭自后前者躋身中國拍賣行業前列時就開始存在，兩家公司明爭暗斗也都有目共睹，只不過這張窗戶紙并沒有被人戳破。“而且有競爭才有相互監督，反而利于整個行業的發展”。但《紐約時報》近期發表的這篇文章，使這種關系變得頗為微妙。“有著挑撥的味道，其目的就是引起業界爭端，有爭端才有可報道的事件。”有分析人士這樣認為。
除了引起北京保利和中國嘉德的不滿，《紐約時報》還對北京保利和中國拍賣行業協會的關系進行挑撥，意圖將北京保利排斥在政府行業協會和業界之外。《保利拍賣公司考驗中國藝術品市場改革》一文中稱，某外籍顧問表示，協會官員和其他拍賣行的高管曾向他抱怨，保利在目前的體系下如魚得水，對全面改革表現得沒有什么興趣。
記者了解到，事實上拍賣行業協會和北京保利保持著較為密切的關系，趙榆說，首先中拍協從未邀請過外籍顧問，其次，在《保利拍賣公司考驗中國藝術品市場改革》報道后，中拍協秘書長李衛東立即致電北京保利，稱該文不需理會，“文章通篇都是洋奴味”。
北京保利在公開回應《紐約時報》的聲明中說，“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近年來獲得高速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作為從業者，我們承認僅僅有二十年歷史的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在發展中確實存在一些問題，諸如部分買家拍賣后不結算、延遲交納拍品款等問題。對于這些問題，我們愿與有關各方本著積極的態度，共同改進和完善，確保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長期健康發展。并且，我們也欣喜地看到，上述問題正在逐漸改善中。”
清者自清，相信外媒一篇或者數篇的負面報道，不可能將中國藝術品20年發展的成果全部抹消，它寫或者不寫，我們一直都在向前發展。“當然，文章提出的問題也值得引起我們的關注。”
關注微信公眾號
網絡拍賣平臺